再论教育产业化专辑

 

 

 

“为公立学”是我们的旗帜——评“教育产业化”

  在我国正确地选择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一种泛市场化的思潮也随之而起,许多人包括一些官员也为之惑为之鼓,他们恨不得将所有领域都变成商品货币关系,并且打着的是“改革”或“深化改革”的旗号,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教育产业化,亦即教育市场化就是其中一种流布甚广的理论误导。
  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主张要按或者要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要按或者要像办企业一样办学,凡是企业可以搞的事情,学校也大体这样去做。在他们的眼里,教育与经济、学校和企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他们无意或有意地回避教育的固有属性,制造教育产业化的种种舆论,在教育领域掀起一场“沙尘暴”,迷惑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
  正确理解教育的社会属性
  ●教育是一种特殊产业、特殊社会产品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
  教育究竟能不能产业化?这里的关键在于对教育的属性要有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而得出这种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的关键,则在于对教育产品应当进行多角度的立体分析。
  称国民教育为“产业”,是“产业”一词的泛化使用。称它为产业,也只能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因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我们知道,经济学将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能够成为完全的商品并且应当产业化市场化的只是其中的私人产品;而教育作为社会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并不是私人产品。因为教育这种产品不像私人产品那样在消费中具有独立性,亦即其用处不可能分割给他人或社会,而是在消费结果上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亦即消费的结果不仅对消费者自己有好处,对他人、对社会也有很大好处,因此,教育乃是一种外部经济性很强的社会产品。受教育者通过教育可以获得个人的种种直接受益,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无疑可以给全社会带来广泛的收益,包括经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等等。正是教育消费的这种溢出效应,也就是公益性,经济学把教育定义为“准公共产品”。这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成为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由政府举办教育事业的最重要的理论根基。
  从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来看,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理所当然地值得我们重视:第一,教育具有教化的功能,是人谋求自身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第二,教育是保存知识、整理知识、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发展知识的特殊行业,在传承文明、发展文明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就必须为公立学,保证教育不为任何特定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利益所左右。而教育产业化论者却把教育仅仅当作一般商品,无视教育的上述特殊性。
  我们不能把经济思维、市场观念用于一切地方、一切领域。而教育的性质和其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更是决定了它应保持必要的独立、清醒和冷静。事实上,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
  当然,就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而言,有一部分是可以推向市场或更多地运用市场规律的。例如,高校后勤的相当一部分可以而且应当实施市场化或准市场化的改革;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当通过市场来进行;但这些都不是教育本身产业化。
  深刻认识“教育产业化”的危害
  ●种种教育乱象部分抵消了改革成果
  ●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损害
  “教育产业化”对我国的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危害不可低估。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后果主要有:
  一是明显减缓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严重制约了教育的健康发展。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个4%并不是一个高的标准,只不过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1986年我国的这一比重就已达到了3.43%。然而遗憾的是,多年来这一比重却一直徘徊在世界最低水平线上。就在提出4%的目标之后,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的2.41%,此后虽然缓慢回升,1999年达到2.79%,2002年达到3.32%,2003年却微降为3.28%;对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该年的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2.79%的水平。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
  二是出现了种种教育乱象,部分抵消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一些人高举“教育产业化”的旗帜堂而皇之地将教育变成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一些地方官员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不仅将其权力范围内的高中、技校这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国有教育资源出让给民营资本,甚至把优质的初中、小学以“改制”的名义卖掉;在财政拨款不到位的情况下,教育产业化也成为一些学校乱收费、高收费的“理论根据”,甚至成为教育领域极少数人“寻租”活动的挡箭牌;教育产业化论者还片面夸大教育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所谓经济功能。以上例举的教育乱象不仅是对教育功能和性质的扭曲和异化,也坑害了广大老百姓和学校的教职员工,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
  三是导致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损害。在受到教育产业化思潮影响严重的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措,学校功能变异,学术精神沦丧。这是对教育的根本性伤害。
  教育产业化引发的上述后果,虽然不是当今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流,但如果任其滋生蔓延下去,必然会严重影响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会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也会严重影响教育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实现。
  深化改革,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解决教育产业化问题须加大政府投入
  ●反对教育产业化不等于不鼓励民间办学
  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是主张教育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更不是主张因循守旧。恰恰相反,我们在既往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仍然要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创新机制、完善体制来求得新的发展。而要这样做,消除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这一理论影响已是当务之急。
  消除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就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教育投入体制。正如前述,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79%,距离4%这个规定目标尚有很大距离,与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宏伟目标极不相称;而要从根源上解决教育产业化问题,加大政府投入则是根本性措施之一。因此,持续较大幅度地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势在必行。我们希望,到2010年,能够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利益出发提出并重申过的上述4%的目标。这应当看成是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数量指标之一。
  为了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在实现投资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化过程中,应当同步完成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将这种投入的全过程纳入法制的轨道。财政性教育投入的预算决算要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议程,并应采取成立教育拨款评估委员会等配套措施。
  与此同时,根据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我国已经实施的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成本分担的政策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学费收取的额度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已经处在高线上,一般不宜再提高。学校除了按规定收取学费充作办学经费外,还要善于通过市场运作依法开展积极的创收和筹资活动,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
  另一个问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等于不鼓励民间办学,恰恰相反,应当继续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民办教育与教育产业化是两个不相干的范畴,公办、民办并举将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长期方针。但应当明确的是:第一,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一样都是社会公益性教育机构,都具有相同的教育功能,都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都要贯彻我国《教育法》规定的“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第二,民办学校就是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并不是“私有制”学校,亦即不是任何私人的产业,而是一种非营利法人机构,它的资产实际上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资产。第三,世界上也有极个别国家例如美国存在着极少数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投资性学校,但这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学店”式企业,它也就不能享用教育用地而只能是商业用地,并且必须如同其他企业一样依法缴纳各种税金。第四,公办、民办学校的主要区别在于举办经费的来源不同,内部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不同,而并不在于是否收取学费。收费并不是民办学校的特权,政府经费拨款也不是公办学校的专利;因而,公办学校可以收取学费,民办学校也可以得到政府的经费支持。
  学校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而又能保持教育和学术的圣洁、高贵与尊严,仍然是一篇大文章;因而,在深化改革的探索中积极进行理性的制度创新将是继续摆在我们面前的极具挑战性的重大任务。要扩大和实现作为事业法人的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要在学校之间和学校内部适当引入和形成有限而有效的竞争机制,要通过市场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要讲究投入产出努力提高办学效益(既包括多出人才、多出成果,也包括教育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办学经费的良性运作),同时又要防止滥用办学自主权,防止学校间的无序恶意竞争和人才的无序恶性流动,防止科学精神和学术品格的蜕变与异化,防止乱收费、高收费,如此等等,都是这里的题中应有之义。所有这些工作都应当建立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教育产业化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摘于《人民日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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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观点反对教育产业化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教育部从来就反对教育产业化。对教育产业化不仅要教育部反对,还要大家共同反对,让它如同过街老鼠一样,没有市场。他说,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五个观点,反对教育产业化。
  一、教育产业化是与教育公益性原则相违背的。教育是公益性的事业,教育产业化改变了这一性质。
  二、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是成本分担机制,是以成本核算机制来实施的,教育产业化不是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赢利的原则。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和实施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不矛盾的。
  三、发展民办教育不等于教育要产业化。
  四、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一些不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
  五、公共政策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

--摘于《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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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教育不要轻易提产业化

  教育本来就是产业,中国政府按照联合国的分类标准,将产业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农业是第一产业,加工是第二产业,除了第一、第二产业以外,都叫第三产业,教育自然属于第三产业。现在流行的教育产业化的说法实质上是指教育商业化。吴敬琏此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对于这种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盈利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如基础教育,具有经济学所谓‘外部性’,就是说它提供给行为者本身的效益远远小于提供给社会的效益,这类教育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不少人指出,目前我们不少学生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浮燥,放松了对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我认为,这些都是与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系。

--摘于《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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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教育

  “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所以反对,是因为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这里面关键的一个字就是“化”字。我们同意教育的某些部分可以发展成教育产业,比方说高校后勤社会化,这完全可以变成产业;高校科技产业、成果转化都是可以变成产业的。但是在基础教育,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能用产业的思想来引导的。

--摘于《教育文摘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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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国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都不能把自己的学生作为学校的“产品”来对待。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其经营的对象不是学生而是知识。在校学习过程,学生对前人知识的获取靠的是自己的脑力劳动,正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两种相辅相成的脑力劳动,才使得人类知识不断保值增殖。教与学这两种脑力劳动实现了人类社会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继承和积累。
  学生学到的知识决不是用“学费”买来的,而是付出脑力劳动换来的。真正的知识是无法靠买卖得到或传授的。学习也是一种劳动,是脑力劳动。对学生收“学费”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对于教育产业化,应该这样来正确解释:高等学校要利用自己的资本和知本,使之服务于社会,有效地经营已有的资本和知本,在经营中使学校的资本和知本保 值和增殖,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普通的国民教育,承担教育义务的国家或社会团体,而不应该完全由家庭来承担。正是国家的义务提供给了青少年继承传统文化和学习科学知识的这种权利。莘莘学子既要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又得支付高额的学习费用,这是一个矛盾,把接受教育者本身作为经营对象、创收对象,这正是目前我国教育产业化的一个误区;教育收费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收费的对象不应该是天真、优秀的青年学生,也不应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的家庭,而应该是他们毕业后的去向单位。

--摘于《教育文摘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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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大学校长眼中的“教育产业化”

  基础教育慎谈“产业化”
  日本茨城大学校长菊池龙太郎坦言,如果说高等教育是金字塔尖,那么基础教育就是塔基,如果基础教育根基不实,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准就会大受影响。在中国,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拥有一流的基础教育,但在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尚未普及,孩子们难以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这不仅有失公平,而且会最终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素质和水准。
  不能一边教学、研究,一边做生意
  在新加坡,教授是不能兼职的,也就是说:不能一边教学、研究,一边做生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林文钦介绍说,大学投入了很多科研经费,出了科研成果,除了发表论文外,大学还鼓励教授创业,让教授拥有他的科研成果的私人产权。“科研成果产业化,很重要,比如一个国际著名公司要买我们的一项产权,价格就很可贵了。我们鼓励教授去创业、开办公司,大学也有一部分收入。但是,教授不可能是兼职的。”他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开公司时,大学给他们“无薪假”,如果创业成功,教授可以离开学校。如果失败,教授可以回来继续搞教学、科研。
  教育产业化中的“教育”与“产业”要分开
  林文钦说,新加坡要想成为整个区域的枢纽,“教育产业化”是其中一项战略。他解释说,新加坡的教育产业化,就是吸引外籍学生到新加坡来读书,这样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就像旅游业。不过,在新加坡,教育产业化是由另外一个政府部门——贸工部去推动的,跟教育部门没关系。教育部门要做的,是培养人才、创立顶尖的世界级大学。新加坡政府对教育与教育产业化都鼓励,但是分得很清楚,如果两个混在一起,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应该是充满商业气息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卢耀群对此表示,好的大学必须平衡“社会责任”和“赚钱”的关系,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应该充满商业气息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75%的办学经费来自政府,25%来自学费,相当充裕。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可以保证大学不会过度商业化。商业成分在大学机构中不能没有,但也不能泛滥,不能让大学弥漫唯利是图的商业气息。大学首先是培养人才、孕育思想和创造发明的机构。

--摘于《教育文摘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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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不能搞教育产业化
——摘于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教育部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来历不主张“教育产业化”。当前,必须更加强调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履行好教育的公共服务职能。教育要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要深化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但教育不等同于经济活动,不能以营利甚至牟取暴利为目的。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尽管其促进教育发展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实践表明这样做实践效果并不好,而且会出问题。现在,有的地方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减少教育投入,造成种种乱收费、高收费,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对这种现象,群众意见很大,应坚决纠正,决不能任其蔓延。
  在现阶段,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其办学成本由政府和公民合理分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教育的公益性特点,政府对非义务教育要加大投入,承担主要的办学责任,决不能让公民教育负担过重。
  不搞“教育产业化”不等于我们不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但民办教育也应该核定教育成本,合理收费。我们鼓励社会各界依法投资办学,允许合理回报,但坚决反对牟取暴利。教育行政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把好关。

--摘于《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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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品的属性与政府职能的调整

  教育产品,是指教育部门和教育单位所提供的产品,这种产品由称教育服务。对教育产品属性的讨论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按公共产品理论,全部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类: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国内外学者对教育产品属性的认定也存在争议,得出各异的结论。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什么标准作为认定教育服务属性的依据;二是教育服务的属性是什么。1、以教育服务的外部性为认定依据,对教育产品属性的认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公共产品,但可转化为私人产品。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事业作为公益性事业,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于他人、社会乃至全人类,是从文化、精神、体制、社会、环境诸方面开发人的潜能,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基本条件的事业。教育这种特性使得它不可能通过纯市场的机制来有效地提供,而必须主要通过市场以外的资源配制机制。因此,教育是非营利性事业,学校是非营利性组织,它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2、以教育服务提供方式为认定依据,认为同一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因其提供方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属性。3、以教育服务消费特点为认定依据,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综合教育产品消费的外部性和提供方式这两个紧密联系的特征来看,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可以说是公共产品;非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目前学者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教育产品兼有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特点,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中,两者的比重是有所区别的,教育产品的属性也有所变化。
  教育产品属性的公共性或准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应承担提供教育服务的责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教育服务提供中存在着以下问题:公共教育支出总量不足、分配和使用结构不合理,教育服务提供的政府垄断,教育服务政府提供和政府经营的合一。
  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1、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增加公共教育支出的总量。2、优化公共教育支出的分配结构。3、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利用民间资本扩大教育的供给。4、寻求“放权”与“调控”的平衡,提高公共教育支出的使用效益。

--摘于《教育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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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不该也不能成为构建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方略,而只能是“公益化”。

  我们发现,如今许多学校以构建现代学校制度为名,出现了一种“泛市场化”倾向。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一些“优质教育资源”通过“转制”的方式,将之“改造”为“收费学校”。还有一个表现是一些公立名校热衷于办“分校”。甚至还有的学校考虑创收的时间比考虑教学的时间还要多。尽管现代学校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在教育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但是绝不应该是“照抄照搬”,更不能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化”作为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追求。上述行为和表现只能说是对现代学校制度的曲解。
  教育不是产业,更不能产业化。学校和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和推进教育“市场化”不该也不能等同起来,更不能认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就是运用市场机制“运作”和“经营”学校。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只能够把“公益性”作为自己的追求。这就是说,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人的发展”和“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经济效率”。

--摘于06/4/18《中国教育报》第5版“在是与不是间探寻现代学校制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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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消除教育产业化影响势在必行

  教育能否产业化,一直是教育界和社会人士关注的热门话题。对此,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消除教育产业化影响势在必行。
  “为公立学,是我们的旗帜。”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实行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政策。当前要正本清源,消除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理论影响,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成就。”
  教育究竟能不能产业化?
  称国民教育为“产业”,是对“产业”一词的泛化使用,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产业。纪宝成说,经济学将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教育作为社会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这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成为所有国家主要由政府举办教育事业的最重要的理论根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党和国家才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并制定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纪宝成说,教育具有教化的功能,是人谋求自身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对于塑造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文明优雅的社会风气,构建和谐协调的社会秩序,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教育的产品不是物而是人本身,教育对人的开发并不仅限于智力,而是德智体 美的全面开发和塑造。此外,教育是保存知识、整理知识、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发展知识的特殊行业,在传承文明、发展文明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所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就是要按照或者要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要按照或者要像办企业一样办学校。在他们眼里,教育与经济、学校和企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纪宝成说:“如果教育成了商品,学校泛起铜臭味儿,还会有圣洁的学术殿堂吗?还会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吗?还会有真正的学术创新、学术繁荣吗?”
  教育产业化带来哪些后果?
  “教育产业化”的危害不可低估。纪宝成说,虽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从未提出教育产业化,并且一贯反对教育产业化。但是,近些年来教育产业化的空气在不少地方一直比较浓,有些地方则是愈演愈烈,并且事实上或强或弱、或多或少地成为了这些地方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取向。这种状况对教育造成“器质性内伤”,导致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损害。
  曾先后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的纪宝成痛心地说:“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大旗’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摆脱所谓教育财政包袱的最佳理论武器。”在这样的“大旗”下,一些地方的教育增量主要靠收取学生的学费来支撑,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不少省区对每个大学生的财政拨款标准竟然已降为每年两三千元、三四千元就是明证!在一些官员看来,在财政不投入、少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取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的“政绩”,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按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的目标,那么,迄今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约少了5000亿元左右。假如教育部门这几年多得了5000亿元投入,那该是全国人民多大的实惠!
  纪宝成说,一些人高举“教育产业化”的旗帜堂而皇之地将教育变成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在教育资源紧缺的“教育市场”上投资,不但几乎没有任何市场风险,而且这类投资的“民办”性质还可以对学生高收费,虽以盈利为目的却仍能享受教育用地和免缴各种税费的优惠,于是,投资教育领域大发教育财,就成了一些民营资本的最佳选择。此外,一些地方官员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不仅将其权力范围内的高中、技校这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国有教育资源出让给民营资本,甚至对承担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也不放过,统统卖光,而且还提出把优质的高中、初中、小学以“改制”的名义卖掉,美名其曰“靓女先嫁”。以上种种教育乱相,部分抵消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
  怎样完善教育投入体制?
  清除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就要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教育投入体制。
  纪宝成说,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79%,距离4%这个规定目标尚有很大距离,与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宏伟目标极不相称;而要从根源上解决教育产业化问题,加大政府投入则是根本性措施之一。因此,持续较大幅度地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势在必行。
  “我们希望,到2010年能够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利益出发提出并重申过的上述4%的目标。这应当看成是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数量指标之一。”纪宝成说,“教育是直接惠及亿万人民的最大公益事业之一,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为此,当前首先是要保障城乡义务教育的真正实现,同时也要提高目前过低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性投入,以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和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
  在实现投资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化过程中,应当同步完成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制度创新。纪宝成认为,最重要的是将这种投入的全过程(包括拨付数量、拨付程序、使用监督、效果评价等等)纳入法制的轨道。财政性教育投入的预算决算要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议程,并应采取成立教育拨款评估委员会等配套措施。
  “根据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我国已经实施的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成本分担(主要是向受教育者收取一定额度学费)的政策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纪宝成指出,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等于不鼓励民间办学,恰恰相反,应当继续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公办、民办并举,应当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长期方针。

--摘于《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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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王善迈。作者认为产业化即市场化,作者共阐述了六个问题:一、问题的提出;二、讨论的对象;三、讨论的视野;(以上三个问题在专辑上不展开了)。
  四、教育服务的性质
  正规学校教育服务应界定为具有正外部效益的准公共服务。在一定条件下,教育服务具有竞争性,增加一个单位对教育服务的消费,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其边际成本为正。同时,教育服务消费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如我国高等教育通过招生指标分配、考试、筛选、收费,可将部分同龄人排除在高等教育服务之外,但过度排除将导致社会成本过高。这是因为教育服务的消费,一方面使消费者即受教育者在经济上受益,如就业、流动机会增多、预期收入增加、职位晋升等,另一方面,他人或全社会也可从中受益。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作用。即教育收益有正的外部性。正规学校教育中的义务教育从性质来说,属于更接近公共服务的准公共服务。由于义务教育是一种以法律为准的具有强制、免费、普及特征的教育,强制以免费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务教育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丧失了,可视为公共服务。既然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理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既不应由政府完全提供,也不应完全由市场提供。换言之,政府财政应该为教育服务买单,受教育者即学生和家庭也应付费。义务教育在法律规范后,则全部应由政府提供,财政买单,学生免费。
  五、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
  教育服务产业化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将教育服务视同商品或私人产品,如同食品、服装消费一样,谁上学谁买单,谁买单谁消费,无钱买单就不能上学,就不能获得教育服务。即教育服务能够市场化。问题在于教育服务应不应该市场化,这属于价值判断和制度、政策取向问题。
  第一,提供教育服务是政府与财政的基本职能。如前述,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应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即由财政和受教育者共同买单,义务教育在特定条件下,是一种公共服务,应由政府提供,财政买单,受教育者无需付费买单。因此,提供教育服务是政府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公共财政基本职能之一,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
  第二,从政治上说,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宪法和教育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而且规定不能因公民家庭经济背景不同,剥夺其受教育权利。由于世界各国居民收入都存在差别,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在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存在较大差异。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教育市场化了,将导致低收入群体受教育权被剥夺,有失教育的社会公平,违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职能。
  第三,从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与作用来说,教育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如果教育市场化了,在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条件下,将导致教育入学率的降低,辍学率的上升,将阻碍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和提升,不利于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的建设。
  第四,从教育的本质来说,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代际之间传承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文明,作为执行教育宗旨使命的学校,其组织性质是非盈利组织,其目标是培养人,而根本不同于盈利组织及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如果教育市场化了,教育和教育机构的本质将会异化,成为追逐利润的手段或工具。
  主张教育应当市场化的重要论据,一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二是教育市场化是国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包括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服务业的管理体制必须相应改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但如前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作用的范围也不是无所不包的。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或公共产品,完全靠市场提供和调节,将导致教育有效供给不足。正是由于这种市场缺陷,教育成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体制应适应市场经济进行相应改革,但不等于教育应市场化。
  所谓教育市场化是国际趋势,这是一种误解,媒体的报道是一种误导。此种意见列举的事实,集中在少数国家的部分学校实施的教育券,特许学校和欧洲国家大学收费等。
  笔者还未曾见到哪个国家教育市场化的决策或法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其费用均由财政负担,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非义务教育,其经费大部分都由财政负担(私立学校除外),学费并不是主要部分,这从教育经费来源的统计中可以得到验证。教育券和特许学校可以视为在教育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教育券所含费用仍由财政支付,由学生或家长选择学校,教育券所含经费即进入被学生选择的学校。特许学校是指公立学校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管理者,学校的公立性质和经费由财政负担并无改变。其目的在于通过竞争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效率。至于部分欧洲国家公立学校由免费改为收费,大背景是二战后这些国家奉行福利主义,“从摇篮到坟墓”政府无所不包,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财政不堪重负,为提高效率,减轻财政负担,大学开始收费。大学学费是高教成本的分担与补偿,并非是高教服务的价格,在一定意义上收费也可视为引入市场机制。
  六、教育服务中的市场机制
  教育服务不应当市场化,指的是不应当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则完全移植到教育服务中来,这并不等于教育服务不应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相应改革。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和教育管理体制乃至各级学校的管理体制已经进行了相应改革。尽管对改革的力度和范围,改革的成效人们有着不同的评价,但是改革的不断进展是不争的事实。
  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和教育管理体制应如何深化改革,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应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教育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稀缺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第二,应根据教育服务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教育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不应简单地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则在教育中移植和照搬。第三,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改革进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作出选择,外国相关理论和实践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更不应将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和某个国家的实践奉为神灵和教条,当作评价中国教育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对于教育服务应如何改革,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各国的制度安排也不尽相同。对其既不应简单地一概否定也不应一概肯定,应鉴别和区分,选择正确的适合于中国的理论和制度安排。
  关于教育服务应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笔者多次撰文探讨,这里作一简单概括:第一,既然正规学校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教育经费来源和负担应多元化,既不应由财政全部负担,更不应由学生和家庭全部负担,义务教育则应全部由财政负担,同时可以吸纳部分社会资源。第二,办学主体应多元化,这不属于教育服务应由谁提供和谁“买单”的问题,而属于教育服务谁“生产”的问题。在我国被称为办学体制,正规学校教育可以由政府举办,也可以由非政府的民间机构举办,甚至是私人举办。第三,在教育管理上,应区分宏观与微观管理,政府应负责对教育的宏观管理,包括制定规则和政策,学校在遵守国家相应规则和政策下进行教育的微观管理。第四,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资源应在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和群体间均衡配置,政府的高等教育资源在非均衡配置中应采用招投标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并公开透明。第四,学校人力与物力资源的获得和管理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教师可实行公开招聘的聘任制,基本工资外的奖金和津贴采取以绩效为评价标准的分配制度,建筑和设备采购均采取向厂商招标的政府采购制度,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腐败,等等。

--摘于《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2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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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中国需要“平民教育”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受到教育。这番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人呼吁:应当使平民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消除和克服片面发展精英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尽快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所谓平民教育,就是面向普通老百姓、面向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教育。它注重每个人受教育机会和权利的平等。目前,各地普遍存在中小学负担过重现象,素质教育举步维艰。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在不少地方,“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像非洲”;在各个教育阶段,又形成重点和普通学校两个世界。各种名目的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完全超出了平民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这种“教育病”病根在于以培养少数拔尖人才为目标的精英教育模式,它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向一部分人倾斜,导致教育不公平。这种导向还刺激了教育商业化的发展,玷污了人民教育的形象。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发展平民教育,是由教育的基本属性和中国国情决定的。教育的基本属性是传递文化,传承人类文明,提高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推动国家和民族的长足进步。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生活还不宽裕。精英教育固然需要,但它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综合国力的提高。一个国家,只有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平民教育,大力提高平民的素质,才能成为真正充满希望的国家。
  要把平民教育落到实处,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转变观念,将其作为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摒弃“精英化”的发展模式,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公益事业属性,努力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各级政府应该承担起应尽的重要责任,加大投入力度,建立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科学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使全体适龄少年儿童特别是农民、城市低收入家庭子女都能享受到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解决目前部分学生分担比例过高和一些家庭因教致贫的问题。同时,还应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力度,进一步规范各类学校的办学行为,严厉查处违法违规乱收费的责任人。
  只有让平民教育成为主流,中国的教育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基石。

--摘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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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观点】教育产业化“板子”挨得有些冤

  “教育产业化”被推上了断头台。日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不仅教育部门要反对,各个政府部门都要反对,老百姓要反对,政府官员也要反对,大家共同反对,让它没有市场。”
  随着众多学校乱收费问题的曝光、794名校长因为乱收费被撤职,教育产业化”顺其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被推上断头台似乎是必然的命运。在封建王朝,王公贵族有句口号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王子真的犯了法,如果需要被处以杖责的话,棍子是不会打到王子屁股上的,变通的办法就是用棍子打王子在地上的影子。现如今的教育产业化就是那个可怜而无辜的影子,替作奸犯科的主子承担了罪责。真正应该被惩处的是“教育乱收费”,但是“乱收费问题”与教育是否应当产业化和如何产业化并无必然关系,只是部分乱收费学校打着产业化的旗帜为之而已。
  实际上,对于社会产品的提供,经济学上存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区别。否定教育产业化取向,其实质是认定教育产品是属于政府独家供应的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无法阻止别人使用一种物品的特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并未减少其他人使用该物品。但是如果依据这一公共物品的定义来理解,是得不出教育是公共物品的结论的。首先,教育的排他是极容易的事:不付学费不能进校门或教室;其次,教育的竞争也显而易见,学生人数多、师资质量差的课程,教学质量是要下降的。由此可见,教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公共物品,教育产业化的取向正是基于产品本身的特性而确定的。
  之所以教育问题容易被误解为公共产品,是因为教育本身承担了很多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承担着实现公民发展起点公平的责任,公众往往期望教育成为一项纯粹公益事业。其实厘清这一问题也并不困难,承担社会责任的诸如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理应由政府全力负担,但是为个人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投资的部分,比如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理应产业化。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本质含义正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一,引入社会资本、外资等多方力量的投入;其二,教育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产业化决不必然意味着要“高收费、乱收费”,恰恰相反,充分的产业化和引进充分的市场竞争,反而可以降低教育价格。因噎废食只会把自己饿死,对待教育产业化也是如此,简单的选择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会造成社会成本的增加。“教育产业化”挨板子挨得有些冤。

--摘于(《光明日报》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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